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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了，朝廷这一次是真的早有准备，无为军那边的王贵立即顺流而上，经江州进入彭蠡泽，与此同时郭仲荀的御营预备兵也毫不犹豫，立即从虔州北部出发，展开了第二次对虔贼的围剿工作。这还不算，早在春末，刘錡的军队便开始以让军士休假往归黄河的名义渐渐分散向北，却又在池州一带候命不渡，此时更是直接集合起来向西。
结果就是，前者耗费一十七天，后者花了二十三日，两场叛乱直接在仲夏到来之前便做出了了断。
然后，刘錡部真的就北走归黄河了，便是王贵部也直接在战后北返候命，至于凤凰山那里，则向平定了虔州的郭仲荀部打开了大门……郭仲荀部万人，进行了精选和汰换，一半弱兵继续留在虔州本地，另外一半却是趁势转向杭州，往御驾前汇集。
当然了，随着彻底的军事清扫工作结束，江西的土断、检地自然也随之彻底强硬展开。
至于福建路，与江西和两淮又都不同。
首先，福建路是与两淮一起围观了两浙、东南改革的，同样心里有谱。而且福建的士大夫在这年头成就普遍性极高，几乎每个州府都有成名的士人，可以号召乡里，甚至早早进行筹划预备。同时别忘了，福建路被人口税的剥削是最严重的，赵官家的新政对他们而言是最具解放性的。
但偏偏，福建又因为山地纵横，造就了这个地方的乡土宗族势力近乎于独树于时代的强大。
种种情况，最终使得福建路的新政改革产生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导向——问题不在于形势户如何对抗国家，也不在于什么官府公阁产生矛盾激烈矛盾，而且也没有几个真造反的，问题在于地方和地方之间因为检地、土断问题而产生了巨大的地域矛盾。
且说，检地和土断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公平分配税额。
然而，当检地和土断的结果依照着地域与原来的总额度比较，产生了必不可少的差额时，那些或多或少的差额，再配合着永不加赋导致的总额不变，就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。
变少了的，自然是觉得自己之前几百年都多交了，变多了的，自然也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。
结果就是，州府和州府之间，城市和乡村之间，城市和城市之间，乡村和乡村之间，往往会因为几百贯、几十贯，乃至于几贯、几文的税额分配产生激烈争执。
而这种争执，在州府一层和城市之间还能得到调解分配，或者说是还能用文书来说话，还能听上级的独断。但是，随着上层、中层渐渐抹平，差额下放到了基层，尤其抵达村社一级的时候，却因为大规模械斗的出现忽然失控。
这当然是极度严重的问题，其破坏力根本就不亚于之前隔壁江西造反，但偏偏面对这种情况，上下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……首先大家只是内部争斗，又不是真扯旗造反对抗大宋，甚至连县城都没碰，总不能说直接把郭仲荀跟杨沂中的部队调过去镇压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