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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后两类就有意思了。一类以都省相公赵鼎、副相刘汲、兵部尚书胡世将、鸿胪寺卿翟汝文为代表，这群人各自上书，详细阐述了西夏从五代十国时的崛起历程，讲述了河套地区‘蕃化’的过程与现状，直言西夏立国并非侥幸，反而是想要侥幸图谋西夏的话，只会损兵折将，使真正的北伐无端受挫。
另一类，则以枢密使张浚、枢密副使陈规、刑部尚书王庶、御营骑军都统曲端、副都统刘錡、副都统李世辅为首，上书可攻西夏以自肥，则御营骑军缺马一事不攻自破。
这两份意见、看法几乎相反的奏疏，登时让赵官家陷入疑难，以至于嘴角的水泡更严重。
须知道，坦诚而言，赵玖在被骑军缺马的事情逼到墙角以后，是动过先灭西夏这个念头的，但是问题在于，按照眼下的情报来看，李乾顺并不是个废物，而西夏即便在娄室手下丢了三万骑，却依旧保有足够战力。
似乎并不是一个软柿子。
于是乎，赵玖干脆把两拨人叫到了文德殿，当众让他们辩论，但这两拨人在殿上的辩论跟城中佛道两家的辩论一样，很快陷入到了死循环。
事情是这样的……赵鼎这帮人认为，国朝一百年都打不下西夏，那想这次急于求成也必然不成，而一旦不成就会使得大局受挫，得不偿失；而张浚那些人认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经过与金人作战的磨砺，军队战力根本不是之前一百年能比的，所以是有很大成功概率的，陈规尤其提出，以如今火药包的密封性和威力，只要大军压到灵州城前，不用起砲，便能即刻破城。
然而，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就眼下来说，战力这种虚浮的指标也没法量化，除非亲自去摸一次西夏，才能验证双方谁对谁错。
但是问题也就来了，一旦验证错了，那就是个得不偿失的结果，甚至很有可能将目前谨慎中立的西夏整个推到金人那里去，而西夏一旦与金人联合，考虑到延安尚在金人手中，那么金夏在北面连成一片，会对关中方向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……到时候不要说战马了，怕是想渡河入河东都难。
一句话，实践虽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可这次的实践成本太高了，高到要赌上宋金大局的份上，谁也不可能凭几个大臣的言语便做出决断。
故此，这件事情很快就陷入到了僵局。
但很快，打破僵局的事情就来了……四月下旬，《目连救母》和《白蛇传》还在东京城如火如荼，新上市的水果、各店酿造的新酒刚刚上市，就在东京城的活力随着这次季节变换更上一个台阶的时候，金使乌林答贊谟便再度来到了东京城。
而与之随行的，还有之前被粘罕扣留在大名府近大半年的梅花韩氏当家人、前使节韩肖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