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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员告诉他有什么事就用椅子上放的对讲机联系,完了转身离开。
“吴先生对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?”
病床上坐着一个人,浓眉大眼国字脸,有一股强人特有的威势,尤其是下巴一圈蒙蒙胡渣,非但不显邋遢,反而添了一抹野性。
“二十四小时有人陪护,还能读书看报听广播,挺好的。”
“那就好,今天过来,是有件事想请吴先生配合一下。”
林跃拉过一张椅子坐下:“如果认罪态度良好,警方答应帮你们争取减刑。”
吴源生瞥了他一眼:“如果是HK警方问过的那些问题,我已经重复过好几遍,不想再浪费唇舌。”
林跃笑笑:“先别忙着拒绝,在那之前请先听听磁带的内容。”
他把录音机放到床头柜,按下播放键。
沙沙……
大约十秒钟后,扬声器里传出一个女声。
“1985年,我离开HK,前往温哥华寻找新生活……”
一段时间后,磁带内容播放完毕。
吴源生面无表情看着林跃:“我很好奇,你是怎么说服她的。”
“只要你答应配合,我就告诉你,怎么样?”
吴源生沉默不语,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。
林跃毫不避让,逆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
两个人对峙了差不多一分钟,吴源生笑了:“好吧,你想让我怎么做,我就怎么做。”
林跃说道:“在那之前,我有一个问题。”
“说。”
“你做了那么多,就是为了让吴秀清成为‘画家’?”
吴源生说道:“知道我是怎么成为‘画家’的吗?”
林跃摇摇头。
“在我二十二岁那年,父亲把我从海外召回,指着病床上的母亲说家里没钱了,这些年的积蓄都用来供我出国学习和旅游写生了。为给母亲治病,他把家里的房子变卖,如今住在一位亲戚家,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之后两个月,因为不够钱交医药费,母亲走了,可是我画的那些自认为不错的画,扔在街上都没人捡,那一刻我终于认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有多么大。”
“因为欠了高利贷,父亲被追债人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,那时候我发誓一定要变得富有,不管用什么方法,因为穷人是没资格谈理想的,穷人的生活里只有现实。几个月后,父亲带我进了一家印刷作坊,我看到一捆一捆的美元堆在角落里。我知道这是犯罪,但那又如何,我在大街上逢人便求,要他们帮帮我,救救我的母亲,买一两幅画的时候,谁曾可怜过我?现在我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?”
“呵,索多玛里无义人。”
“两年后的一天,父亲把我叫到面前,指着保险柜里满满的美金说,那都是做伪钞挣的钱,其实母亲病重的时候就锁在这里了。我的愤怒只持续了半天,然后便释然了,什么是‘画家’?父亲为什么叫自己‘画家’?他画的是我的人生,我是他唯一的作品。”
“梵蒂冈的《最后的审判》,意大利的《最后的晚餐》,除了给人震撼,它们改变过什么?改变人心灵的,永远只有现实。”
林跃说道:“所以,这才是‘画家’的真义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