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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城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充斥了大量公开发行的新股票，价值高达4800万美元，上市企业的数量骤升至50％。
1974年，股市又受到一次推动，朴正熙颁布特殊命令，严令银行对非上市企业加强贷款的审计和监督，七十年代一口气颁布了不少这样的政策措施。
这下财团们左右为难了，一方面是惩罚性措施，另一方面又是上市的巨大损失，诸如自主权、廉价贷款，股权被严重低估，筹集不到多少资金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它们的反应可想而知。
有财团认为违抗青瓦台的命令是上策，宁缴40％的税，而不享受青瓦台给上市企业的优惠待遇，也有财团阳奉阴违，自己又从二级市场把大部分股票买了回来，因此南韩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。
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青瓦台还试图用一套最难实施的“信贷控制”的方法来限制财团获得银行信贷。
该信贷控制体系起源于产业政策时代，在一种银行信贷不是根据经济上是否可行，而是根据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发放的体制中，防止企业拖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加强监督和控制，包括时刻对贷款使用情况加以监督，对财团融资结构的改革情况加以监督，制定一整套贷款上限限制。
为了阻止贷款的集中，青瓦台制定了复杂的规定，限制给同一个贷款人的贷款额度，限制单个银行给大贷款人贷款的数量，规定财团附属企业的贷款上限。
为了防止拖欠，青瓦台建立了一套预警方案、现代化的信贷评估程序，以及复杂的拖欠管理规则；青瓦台发布了一套特殊、只适用于财团的法令，以管制各产业部门的股本、债务比例，从财务方面鼓励企业上市。
自1980年以来，青瓦台密切监督财团使用银行贷款的情况，并扩大了外部审计；到八十年代中期，还根据《公平贸易法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。
1992年，《公平贸易法》进一步得到加强，子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受到限制，青瓦台放松了贷款上限，以鼓励财团发展核心产业。
青瓦台这样做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管制信天翁，最后也没有达到目的。但是青瓦台不得不制定法规，来抵消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最恶劣之影响。
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，青瓦台选择由官僚，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团，致使法规膨胀，裙带主义盛行，在财团的头上蹲着不少婆婆。
九十年代，南韩军人统治结束，进入文管时代，新上台的金泳三试图打破青瓦台既是财团担保人，同时又是其管制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对抗和经济停滞，因此，青瓦台决定淡化其作为管制者的角色。
青瓦台既为了消除对抗，又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，极大地放松了银行部门及贷款行为的监管，并在1993-1994年间开放国内金融市场，且解除财政部对信贷分配的直接干预及任命银行领导层的特权。
在财政部和央行（韩国银行）之间划分金融监管权，导致监管出现大片空白，换言之，钟摆已经过度偏向财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