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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，南易临阵磨徐露这杆枪，磨不快也得磨光，人是必须带着的，徐露之前接触的是江湖派的生意风格，切换到斯文派必须适应一下，而且，她还没接触过商务对话与谈判，得学。
“还有，等下你的角色是我的秘书，不是仙露资本的副董事长，我介绍你的时候不会介绍职务，如果介绍你是副董事长，刘一博可能会和你对话，你这个空心货就被戳破了，会让他看低我们。”
“我怎么就空心货了。”徐露底气不足地嗔怪道。
“你自己心里清楚，钱不是这么好挣的，老板不是这么好当的，肚里必须有货，肚里没货又想当老板，只能靠耍狠，这种人你应该知道不少，我在奉天各个市场都转过，发现不少热销商品，背后都有人在操控或企图操控批发渠道。”
“知道啦！”
路上，南易让刚需靠边找地方停了一会，等徐露准备好，才又往东北软件过去。
1976年，煤气救护工刘一博被推荐上了大学，他在学物理和计算机之间选了后者。其实他当时也搞不清楚计算机与计算器有啥区别，只是这一误打误撞，让他赶上了信息革命的浪潮。
工学院本硕毕业后，刘一博在导师推荐下去美国留学攻读博士。他也因此成为华国首个计算机应用博士，后来回母校任教，33岁就成为了华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。
创办东北软件纯属意外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原本没想做企业，生下来了，不得不养而已”。
刘一博在美国留学时发现，科研机构拿自己的成果与产业界结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但国内并没有这个条件，甚至很多人觉得教授下海，不太光彩。
好在工学院院长站出来支持：“我们可以做一个尝试，如果办砸了，我们永远不办就是了。”
于是，刘一博和两个同事带着三万块钱和三台破电脑，就开始了创业之旅。一开始并不太顺利，奉天乃至全国的软件产业都处在空白阶段，奉天还有很多人把软件当成洗发水。
东北软件的诞生和崛起与日企有很深的渊源，当时日本一家专门做汽车软件系统的阿尔派公司跑到工学院，希望搞产学研合作。
1991年，东北软件前身工学院阿尔派成立，由工学院占股51％，起初刘一博想着建个研究所，但去注册时工商部门只允许成立公司，硬是在工学院阿尔派研究所后面加上“公司”二字，尽管还加了括号。
日企的出现给了刘一博最宝贵的资本和经验，阿尔派的合作使得日本的订单纷至沓来，把东北软件带上了国际外包的道路。
如今，东北软件做日本软件外包业务如鱼得水，除了阿尔派的业务，其他几个日本软件公司也把它们的低端工作甩给东北软件。
南易对技术外包的了解不可谓不深，上辈子他就从事过这块业务，他深知软件外包的特点，那些大厂会甩出来的都是非核心业务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研发成本。
特别是当下，在欧美、日本等发达国家雇用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费用，在华国可以雇上一屋子。搞软件开发听上去非常有技术含量，但外包的工作往往做的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那部分。
尤其是很多日企都是先将各种框架写好，写代码的时候都有框架与模板，不鼓励创新。